西晋诗歌中洛水之滨的情感世界与民俗风尚

浏览次数: 发布日期:2018-10-22 21:10:58

   内容提要:洛水之于西晋诗坛,具有非凡的文化意义。洛水触发了西晋诗人的情感及对美的崇尚,他们创作出大量与洛水相关的诗歌主题。其一,游仙与骋怀:在西晋诗人笔下,洛水是神仙居住、游玩之所,是勾起诗人游仙情愫的绝佳媒介,亦是西晋诗人的骋怀、游览之地,这类诗歌折射出西晋诗人对洛水神秘文化意蕴及骋怀功能的体认;其二,赠别与离情:洛水之滨是西晋诗人的送别之地,在洛水之滨创作的赠别诗,流露出西晋诗人真挚的离情,与游仙、骋怀诗一起,折射出西晋诗歌中丰富的情感世界,此为西晋诗歌“缘情”风貌之一斑;其三,节庆与风俗:西晋洛水之滨的上巳节诗数量较多,具有诗史价值,能补正史有关上巳节民俗记载的不足,可从中看出西晋民俗中的尚美之风,此种尚美之风对西晋“绮靡”诗风有一定程度的启引。

  水,具有非凡的历史文化意义,诚如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柯夫在《文化与伟大的历史河流》中所指出的:“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活动的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不仅仅在地质学界和植物学界的领域中,而且在动物和人类的历史上,水都是刺激文化发展……的力量。”[1](P237)洛水之于西晋正是如此。郦道元《水经注·洛水》云:“洛水出京兆上洛县讙举山,东北过卢氏县南,又东北过蠡城邑之南,又东过阳市邑南,又东北过于父邑之南,又东北过宜阳县南,又东北出散关南,又东北过河南县南,又东过洛阳县南,伊水从西来注之。又东过偃师县南,又东北过巩县东,又北入于河。”[2](P266-274)蜿蜒流淌的洛水,世代滋养着河洛地域,与西晋君臣、市井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也给西晋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一个上佳场所。洛水触发了西晋诗人的情感及对美的崇尚,启引他们创作出大量与洛水相关的诗歌主题。

  一、游仙与骋怀

  在西晋诗人笔下,洛水是神仙居住、游玩之所,是勾起诗人游仙情愫的绝佳媒介。

  陆机《前缓声歌》为托意游仙之作:

  游仙聚灵族,高会层城阿。

  长风万里举,庆云郁嵯峨。

  宓妃兴洛浦,王韩起太华。

  北徵瑶台女,南要湘川娥。

  肃肃霄驾动,翩翩翠盖罗。

  羽旗栖琼鸾,玉衡吐鸣和。

  太容挥高弦,洪崖发清歌。

  献酬既已周,轻举乘紫霞。

  揔辔扶桑枝,濯足汤谷波。

  清辉溢天门,垂庆惠皇家。[3](P664-665)

  中有“宓妃兴洛浦”之语,宓妃为传说中的洛水之神,晋前诗文中多有涉及,如屈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王逸注曰:“宓妃,神女”[4](P31);曹植《洛神赋·序》亦云:“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李周翰注曰:“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为河神。”[5](P289下A)陆机“宓妃兴洛浦”之语,是对宓妃在洛水之滨的文化体认。

  何劭的《游仙诗》,是唯一被萧统收进《文选》“游仙”一目的西晋游仙诗,亦是《文选》中具有“列仙之趣”游仙诗的唯一代表: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

  光色冬夏茂,根柢无凋落。

  吉士怀真心,悟物思远托。

  扬志玄云际,流目瞩岩石。

  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

  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

  抗迹遗万里,岂恋生民乐。

  长怀慕仙类,眇然心绵邈。[3](P649)

  中有“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诗句,王子乔为传说中的仙人,刘向《列仙传·王子乔》载:“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6](P39)何劭此诗表达了在洛水之滨的出尘之思及对仙人王子乔的企羡。郦道元《水经注》亦将宓妃、王子乔之事郑重收入洛水注中:“昔王子晋好吹凤笙,招延道士,与浮丘同游伊浯之浦,含始又受玉鸡之瑞于此水,亦洛神宓妃之所在也。”[2](P272)再度确认了洛水文化的神秘色彩。

  在西晋诗人笔下,美丽的洛水之滨,亦是他们骋怀、游览之地。先来看曹摅《答赵景猷诗》:

  泛舟洛川,济彼黄河。乘流浮荡,儵忽经过。

  孤柏亭亭,回山峨峨。水卉发藻,陵木扬葩。

  白芷舒华,绿英垂柯。游鳞交跃。翔鸟相和。

  俯玩璇濑,仰看琼华。顾想风人,伐檀山阿。

  存彼鱼人,沧浪之歌。邈邈沦漪,滔滔洪波。

  大道孔长,人生几何。俟渎之清,徒婴百罗。

  今我不乐,时将蹉跎。荡心肆志,与物无瑕。

  欢以卒岁,孰知其他。[3](P754)

  此诗本事、作时不可考,由诗中景物,可知作于洛阳。诗人泛舟洛水,细心打量大自然中的物色,用近一半的篇幅描摹自然界的和谐之美及自得之趣,在与山水的相亲之中,思绪逐渐变得清晰:俟水之清,人生几何?如我现在不行乐,日子便白白浪费,欢以卒岁是最好的人生选择。此种及时行乐的情感基调与《诗经》中隶属河洛文化区域的《唐风·蟋蟀》相协,亦广泛存诸西晋诗歌中,流露出西晋诗人积极把握当下的心态。

  再来看卢谌《时兴诗》:

  亹亹圆象运,悠悠方仪廓。

  忽忽岁云暮,游原采萧藿。

  北逾芒与河,南临伊与洛。

  凝霜沾蔓草,悲风振林薄。

  摵摵芳叶零,橤橤芬华落。

  下泉激冽清,旷野增辽索。

  登高眺遐荒,极望无崖崿。

  形变随时化,神感因物作。

  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3](P616)

  卢谌此首诗作时无考,诗中所叙邙山、黄河、伊水与洛水等,皆洛阳景物。由《晋书·卢谌传》所记,卢谌居洛时辟太尉掾,洛阳被攻陷(311)后随父北依刘琨,且无再回洛阳的记载,因而此诗当作于洛阳倾覆前。《晋书》本传载卢谌“清敏有理思,好《老》《庄》”[7](P1259),此诗开篇即以天地之象立意,奠定玄言基调。“忽忽岁云暮,游原采萧藿”语出《诗经·小雅·小明》:“岁聿云莫,采萧获菽”[8](P996下),抒发的是自伤久役的忧愁情感。诗人“北逾芒与河,南临伊与洛”,目的是澄怀观道,以虚静之心观万物与时俱化。“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句,李善注曰:“言己澹乎同彼至人,意存玄漠而已。”[5](P427上A)黄河、伊洛之水消释了卢谌心中的郁结,一如至人,保有玄然寂寞之真性。此诗已较多玄言成分,折射出西晋后期诗风的变化,下启东晋玄言诗风。

  同为于洛水之滨的骋怀之作,曹摅体悟到及时行乐,而卢谌体悟到的则是至人的恬淡,个中缘由,除了二人性情有别外,亦反映出二人所处时代政治、文化思潮的变迁。

二、赠别与离情

  美丽的洛水之滨,是西晋诗人的送别之地,见证着西晋诗人真挚的离情。陆机《赠冯文罴诗》:

  昔与二三子,游息承华南。

  拊翼同枝条,翻飞各异寻。

  苟无凌风翮,徘徊守故林。

  慷慨谁为感,愿言怀所钦。

  发轸清洛汭,驱马大河阴。

  伫立望朔涂,悠悠回且深。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悲情临川结,苦言随风吟。

  愧无杂佩赠,良迅代兼金。

  夫子茂远猷,颖诚寄惠音。[3](P679)

  《唐钞文选汇存》注云:“熊为斥丘令,机前已作诗赠熊,答讫,机复重赠也。陆善经曰:详诗意,冯时在斥丘也矣。”[9](P298)冯文罴名熊,曾与陆机同为太子令,元康三年出任斥丘令。陆机此诗追忆当日于洛水之滨、黄河岸边驱马送友人的情景,友人已远去,而诗人仍然伫立远望,悲情郁结,缱绻之意与洛水之声相感。

  西晋应诏诗中亦不乏于洛水之滨的送别之作。试对比阅读何劭《洛水祖王公应诏诗》与王浚《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

  穆穆圣王,体此慈仁。

  友于之至,通于明神。

  游宴绸缪,情恋所亲。

  薄云饯之,于洛之滨。

  嵩崖严严,洪流汤汤。

  春风动衿,归雁和鸣。

  我后响客,鼓瑟吹笙。

  举爵惟别,闻乐伤情。

  嘉宴既终,白日西归。

  群司告旋,鸾舆整绥。

  我皇重离,顿辔骖騑。

  临川永叹,酸涕沾颐。

  崇恩感物,左右同悲。[3](P648)

  (何劭《洛水祖王公应诏诗》)

  圣主应期运,至德敷彝伦。

  神道垂大教,玄化被无垠。

  钦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邻。

  皇舆回羽盖,高会洛水滨。

  临川讲妙艺,纵酒钓潜鳞。

  八音以迭奏,兰羞备时珍。

  古人亦有言,为国不患贫。

  与蒙庙庭施,幸得厕太钧。

  群僚荷恩泽,朱颜感献春。

  赋诗尽下情,至感畅人神。

  长流无舍逝,白日入西津。

  奉辞慕华辇,侍卫路无因。

  驰情系帷幄,乃心恋轨尘。[3](P774-775)

  (王浚《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

  由这两首诗的标题及内容来看,当为同时之作:饯别地点均为洛水之滨,参与人物有皇帝和王公大臣;节令皆为春天,何劭诗言“春风动衿”,王浚诗云“朱颜感献春”,献春,即孟春,指农历正月;饯别宴上均有酒、有乐,何劭诗云“鼓瑟吹笙,举爵惟别”,王浚诗云“八音以迭奏……朱颜感献春”,此处的朱颜,指群僚饮酒后发红的脸色;最典型的细节是饯别宴结束的时间及群僚与皇帝的辞别礼,何劭诗云“白日西归,群司告旋”,王浚诗云“白日入西津,奉辞慕华辇”。王浚诗中有“钦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邻”之语,是两首饯别诗的政治背景。太康初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基于种种考量,晋武帝着手实施五等爵制,《晋书·文六王传》载晋武帝太康三年遣其弟齐献王攸等人之国的诏书:“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岳。周之吕望,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侍中、司空、齐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笃诚。以母弟之亲,受台辅之任,佐命立勋,劬劳王室,宜登显位,以称具瞻。其以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如故,假节,将本营千人,亲骑帐下司马大车皆如旧,增鼓吹一部,官骑满二十人,置骑司马五人。余主者详案旧制施行。”[7](P1134)《晋书·王浚传》亦载:“太康初,(王浚)与诸王侯俱就国。”[7](P1146)何劭诗中有“友于之至”诗句,“友于”为兄弟友爱之义,语出《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10](P503下)。综合以上诸点,这两首诗当为晋武帝君臣于洛水之滨为齐王攸等人之国饯行的记录,结合齐王攸愤怨于佞臣对自己的交构、太康四年(283)发疾而亡的史实,作时当为太康三年或四年春。细加甄别,虽同为洛水之滨的离情之作,两首诗的视角却迥然有别。何劭作为晋武帝身边的腹心之臣,其诗歌的着眼点乃在于晋武帝,何劭理当知会参与此次饯别的主宾双方均存在着情感上的对立与冲突,因而他着意突出晋武帝的“慈仁”“友于”“重离”之情,藉此化解催逼诸侯王就国的尴尬。晋武帝作为一国之君,从国家层面来讲,遣兄弟就国,不得不为之,史载晋武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7](P1133);而作为兄长,骨肉之情亦未能割舍,且父母临终叮咛之言犹在耳①,因此,“临川永叹,酸涕沾颐”亦为情理中事。而王公、大臣,尤其心苦如齐王者,更会生发出离别之悲,饯别宴遂出现“崇恩感物,左右同悲”的局面。何劭此诗写得含蓄蕴藉,不露声色,却将西晋君臣于洛水之滨饯别之况味款款道出。王浚的视角乃在诸王侯,因王浚亦要随诸王侯就国,与他们有着同情之悲。诗歌最后四句写出了诸王侯的心声:“奉辞慕华辇,侍卫路无因。驰情系帷幄,乃心恋轨尘。”在与皇帝行告别之礼时,突然羡慕起华丽的车辇,车辇尚能够常伴君王左右,而自己却要远离京师;君王渐行渐远,却再无机缘跟随,内心何其怅惘。

  晋惠帝元康年间,为王公饯别之地仍为洛水之滨。来看张华《祖道征西应诏诗》:

  赫赫大晋,奄有万方。陶以仁化,曜以天光。

  二迹陕西,实在我王。内饪玉铉,外惟鹰扬。

  四牡扬镳,玄辂振绥。庶寮群后,饯饮洛湄。

  感离欢凄,慕德迟迟。[3](P884-885)

  陆侃如先生系此诗于元康六年(296),由“二迹陕西,实在我王”句,陆先生考证出诗中的征西大将军为梁王肜。[11](P759)此年百官群僚“饯饮洛湄”,为梁王祖道,依然沿袭着太康年间于洛水之滨饯行的传统。张华此诗与何劭、王浚之诗相比,情感意味不甚突出,更具应诏诗的特色。

 

三、节庆与风俗

  西晋洛水之滨的上巳节诗数量较多,能补正史有关上巳节民俗记载的不足,亦可从中看出西晋民俗中的尚美之风。

  上巳节日期及节俗,有一演变过程。《周礼·春官·女巫》:“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12](P1763下)可知周代已有“祓除衅浴”的习俗,但其时间并未确定为三月上巳。《宋书·礼志二》对上巳节的演变有较为清晰的记载:

  《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蔡邕章句曰:“阳气和暖,鲔鱼时至,将取以荐寝庙,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论语》,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滨,盖出此也。”邕之言然。张衡《南都赋》祓于阳滨又是也。……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13](P386)

  沈约所引材料可说明三点:其一,《韩诗》所记,表明周代郑国已有三月上巳临水祓禊的习俗。此点李善与朱熹皆相沿袭,《文选》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李善注引“《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也。”[5](P707下A)《诗·郑风·溱洧》篇,朱熹《诗集传》注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兰水上,以祓除不详。”[14](P72)其二,东汉时期已有三月上巳祓于水滨的习俗。此点蔡邕与郑玄所言一致,《后汉书·礼仪志上》亦明确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暢,万物讫出,始洁之矣。”[15](P3110-3111)其三,自曹魏始,将上巳定为三月三日,不必取巳日。此点《晋书·礼志下》亦有记载:“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7](P671)

  《晋书·礼志下》但言三月三日,西晋“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7]671,所记甚为简略,而西晋诗赋对上巳节的描述,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先来看陆机《日出东南隅行》:

  扶桑升朝晖,照此高台端。

  高台多妖丽,濬房出清颜。

  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闲。

  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

  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

  窈窕多容仪,婉媚巧笑言。

  暮春春服成,粲粲绮与纨。

  金雀垂藻翘,琼佩结瑶璠。

  方驾扬清尘,濯足洛水澜。

  蔼蔼风云会,佳人一何繁。

  南崖充罗幕,北渚盈軿轩。

  清川含藻景,高岸被华丹。

  馥馥芳袖挥,冷冷纤指弹。

  悲歌吐清响,雅舞播幽兰。

  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盘。

  赴曲迅惊鸿,蹈节如集鸾。

  绮态随颜变,沈姿无定源。

  俯仰纷阿那,顾步咸可欢。

  遗芳结飞飙,浮景映清湍。

  冶容不足咏,春游良可叹。[3](P652-653)

  姜亮夫先生云此诗“写京洛妇女之盛也。”[16](P96)“濯足洛水澜”,表明节令是上巳节。陆机着意描摹洛水边佳人云集的场景,她们着新服、佩藻饰,于洛水之滨弹琴、起舞、歌唱,其声、色、姿态、芬芳,与春日洛水之滨明媚的景物相辉映,不啻为一场美的盛宴。此种美的汇聚,正是西晋洛下尚美之风的演绎,深深触动了由吴入洛的陆机,“春游良可叹”是其心底的赞叹。东汉杜笃《京师上巳篇》云:“窈窕淑女美胜艳,妃戴翡翠珥明珠”[3](P165),正与此诗所描摹的场景相协,可见,三月上巳佳人盛装出游的习俗自东汉而然。杜笃《祓禊赋》中又记:“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戴翡翠,珥明珠,曳离袿,立水涯,微风掩壒,纤縠低回,兰苏肸蠁,感动情魂”[17](P626上A),精心着装的淑女只是静立水涯、物感情动,尚持有女子的矜持与娴雅,而陆机《日出东南隅行》中的“妖丽”,不仅着粲粲春服,且弹琴、起舞、歌唱,其行为较东汉淑女多了几分热情与洒脱,东汉至西晋上巳节美女举止的些微变化,透露出河洛地域民风民俗的变迁。

  张协《洛禊赋》则较为集中地描摹了上巳之辰京都士女于洛水之滨修褉的场景: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气之氤氲。和风穆以布畼兮,百卉晔而敷芬。川流清泠以汪濊,原隰葱翠以龙鳞。游鱼瀺灂于渌波,玄鸟鼓翼于高云。美节庆之动物,悦群生之乐欣。顾新服之初成兮,将禊除于水滨。于是缙绅先生,啸俦命友。携朋接党,冠童八九。主希孔墨,宾慕颜柳。临崖咏吟,濯足盥手。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祁祁。车驾岬曷,充溢中逵。粉葩翕习,缘阿被湄。振袖生风,接衽成帏。若夫权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骑齐镳,华轮方毂。青盖云浮,参差相属。集乎长州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舆蕙渚,税驾兰田。朱幔虹舒,翠幕蜺连。罗樽列爵,周以长筵。于是布椒醑荐柔嘉,祈休吉蠲百疴。漱清源以涤秽兮,揽绿藻之纤柯,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于中河。清哇发于素齿,□□□□□□。水禽为之骇踊,阳侯为之动波。[18](P1951)

  在张协的笔下,展开了一幅西晋众生上巳节祓禊洛水之滨的民俗画卷:缙绅先生、都人士女、权戚之家、豪侈之族,皆云集洛水,“祈休吉,蠲百疴”,或友朋相邀,雅集咏吟;或朱幔翠幕、列坐长筵。

  《晋书·夏统传》亦载有官民修褉洛水的场景:

  ……(夏统)乃诣洛市药。会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桥,士女骈填,车服烛路。统时在船中曝所市药,诸贵人车乘来者如云,统并不之顾。太尉贾充怪而问之,统初不应,重问,乃徐答曰:“会稽夏仲御也。”充使问其土地风俗,统曰:“其人循循,犹有大禹之遗风,大伯之义让,严遵之抗志,黄公之高节。”又问“卿居海滨,颇能随水戏乎?”答曰:“可。”统乃操柂正橹,折旋中流,初作鲻鸟跃,后作鯆孚引,飞鹢首,掇兽尾,夺长梢而船直逝者三焉。于是风波振骇,云雾杳冥,俄而白鱼跳入船者有八九。观者皆悚遽,充心尤异之,乃更就船与语,其应如响,欲使之仕,即俯而不答。充又谓曰:“昔尧亦歌,舜亦歌,子与人歌而善,必反而后和之,明先圣前哲无不尽歌。卿颇能作卿土地间曲乎?”统曰:“先公惟寓稽山,朝会万国,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泽云布,圣化犹存,百姓感咏,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贞顺之德过越梁宋,其父堕江不得尸,娥仰天哀号,中流悲叹,便投水而死,父子丧尸,后乃俱出,国人哀其孝义,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谏吴王,言不纳用,见戮投海,国人痛其忠烈,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众人佥曰:“善。”统于是以足叩船,引声喉啭,清激慷慨,大风应至,含水敕天,云雨响集,叱咤欢呼,雷电昼冥,集气长啸,沙尘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诸人顾相谓曰:“若不游洛水,安见是人!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泪交流,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卤簿,觊其来观,因而谢之,遂命建朱旗,举幡校,分羽骑为队,军伍肃然。须臾,鼓吹乱作,胡葭长鸣,车乘纷错,纵横驰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襡,炫金翠,绕其船三匝。……[7](P2429-2430)

  上巳节,洛阳官民、士女皆修褉于洛水之滨,吴人夏统适逢其会,太尉贾充询问夏统吴地风俗,观其水戏、听其“土地间曲”,可看出贾充循省风俗的用意。

  晋武帝对上巳节极为注重,常于华林园诏群臣宴集、赋诗,现存与上巳节有关的诗分别为:荀勖《三月三日华林园诗》,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程咸《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诗》,闾丘冲《三月三日应诏诗》2首,及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晋武帝之后的皇帝、太子依然保持上巳日雅集之风,现存与西晋王室有关的上巳节诗还有潘尼《上巳日帝会天渊池诗》《皇太子上巳日诗》《巳日诗》,王讚《三月三日诗》。合计起来,共留存10首诗。此种现象在西晋以前并不多见。晋武帝还曾就西晋已经流行的上巳节曲水之义亲问臣下,《晋书·束皙传》载:

  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邨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帝曰:“必如所谈,便非好事。”皙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大悦,赐皙金五十斤。[7](P1433)

  《文选》卷四十六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李善注引《续齐谐记》,亦言及此事,两文献所记差别不大。曲水流觞,反映出上巳节俗的娱乐化倾向,此点在西晋士人中尤有明显体现。如《世说新语·言语》篇: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19](P85)

  同一件事,《晋书·王戎传》的记载略有不同:

  朝贤尝上巳褉洛,或问王济曰:“昨游有何言谈?”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7](P1232)

  综合《世说新语》及《晋书》所记,诸名士玄谈雅集的时间是三月三日上巳节,《世说新语》着一“戏”字,突出了西晋上巳之会的逸乐特点。

  潘尼《三月三日洛水作诗》豪情宣称:“晷运无穷已,时逝焉可追。斗酒足为欢,临川胡独悲。”[3](P767)孔子的川上之叹发展至魏晋,普遍演变为士人的“伤逝”之悲②,潘尼自然不能脱离时代之情感基调,而值此上巳佳节,节日的娱乐精神已经深深地感染了潘尼,他不打算再临川独悲,而是要斗酒为欢了。

  在名士张华、阮修等人的诗中,上巳节的娱乐精神体现得更为突出,试来对比阅读二人之诗:

  仁风导和气,勾芒御昊春。

  姑洗应时月,元巳启良辰。

  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

  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

  临川悬广幕,夹水布长茵。

  徘徊存往古,慷慨慕先真。

  朋从自远至,童冠八九人。

  追好舞雩庭,拟迹洙泗滨。

  伶人理新乐,膳夫烹时珍。

  八音硼礚奏,肴俎从横陈。

  妙舞起齐赵,悲歌出三秦。

  春醴逾九酝,冬清过十旬。

  盛时不努力,岁暮将何因。

  勉哉众君子,茂德景日新。

  高飞抚凤翼,轻举攀龙鳞。[3](P617)

  (张华《上巳篇》)

  三春之季,岁惟嘉时。零雨既零,风以散之。

  英华扇耀,翔鸟群嬉。澄澄绿水,澹澹其波。

  修岸逶迤,长川相过。聊且逍遥,其乐如何。

  坐此修筵,临彼素流。嘉肴既设,举爵献酬。

  弹筝弄琴,新声上浮。水有七德,知者所娱。

  清濑瀺灂,菱葭芬敷。沉此芳钩,引彼潜鱼。

  委饵芳美,君子戒诸。[3](P729-730)

  (阮修《上巳会诗》)

  两首诗的具体作时无考,审读之,则似为同时之作。两诗皆为上巳节洛水之滨的雅集诗;天气情况相似,张诗云“零雨洒微尘”,阮诗云“零雨既零”;临水宴集的场面相仿,张诗云“临川悬广幕,夹水布长茵。……膳夫烹时珍”,阮诗云“坐此修筵,临彼素流”;皆有音乐助兴,张诗云“伶人理新乐”,阮诗云“弹筝弄琴,新声上浮”;诗中所流露出的文士的雅致相似,张诗云“追好舞雩庭,拟迹洙泗滨”,仰慕孔子之风雅,阮诗云“聊且逍遥,其乐如何。……水有七德,知者所娱”。阮修为阮籍从子,《晋书》本传载其“好《易》《老》,善清言。……性简任,不修人事。绝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7](P1366)阮籍在世时与张华有交往,此次张华“置酒会众宾”,亦有可能邀请阮修与会。阮诗提到一个细节,“沉此芳钩,引彼潜鱼”,孙楚《出歌》中有“鲤鱼出洛水泉”[3](P600)之语,可知是宴集中的一项活动,由此,阮修发出“委饵芳美,君子戒诸”的警语,似为针对张诗中“高飞抚凤翼,轻举攀龙鳞”之语。综观张华一生,在仕宦上更多秉承了《周易》中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张华之语符合其身份及精神世界,而阮修之语,则似为旁观者冷冷的劝诫,体现出西晋清谈名士的超世风范。

  由以上考察可以看出,上巳节习俗发展至西晋,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一,娱乐化成分增多。上巳节临水修褉,祈福、除不祥的传统意蕴仍然存在,形式上则多了很多娱乐的成分。东汉杜笃《祓禊赋》中尚有“巫咸之徒,秉火祈福”[17](P626上A)之语,是上巳之会中保留着周代的祓除之祭,而西晋有关上巳节的诗赋中,几无此种场景,人们多自己临水修褉,上巳之游多成为高朋雅集、饮宴享乐之会。其二,上巳节逐渐雅化。伴随着西晋宫廷及文人雅士的参与,其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东晋著名的兰亭雅集,及南朝颜延年、王融等人著名的曲水诗序,皆为此种传统的延续。

  《周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0](P170),班固《汉书·艺文志》重引此语,是为信其不诬。这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典里,洛水一开始便被赋予了神秘色彩。美丽的洛水之滨,见证着西晋诗人的游仙情结、骋怀之叹及饯别之情,诗人们游目原野、凭水临风,与洛水有着几多交感,而雅集赋诗,又平添了几多风雅。洛水之滨,牵系着西晋诗人的情感,折射出西晋诗歌中丰富的情感世界,此为西晋诗歌“缘情”风貌之一斑。而上巳节仿佛一扇窗,得以窥见自周代以至西晋河洛地域的民俗风情,由西晋宫廷及民间对上巳节习俗的重视,可见出河洛地域文化与西晋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西晋洛水之滨的上巳节诗,展示出一幅美的画卷:美景、美人、美食、美乐、美诗、美谈,下至市井百姓,上至宫廷帝王,皆囊括在这幅画卷中,折射出西晋京都的尚美之风。这种尚美之风对西晋“绮靡”诗风有一定程度的启引,西晋诗人的诗作即深深烙上了此种文化印痕。(来源:《中国韵文学刊》 作者:冯源)